讲故事的幽灵：阿来《尘埃落定》里的视角越界

从我身上脱下的紫色衣服从窗口飘下去，他站在墙根那里，望着土司窗子里流泻出来的灯光，正冻得牙齿嗒嗒作响。天气这么寒冷，一件衣服从天而降，他是不会拒绝穿上的。何况，这衣服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残存的意志。是的，好多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眼前，但我都能看见。

阿来在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里基本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但却在许多地方制造了“视角越界”。即作者有意打破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仿佛灵魂出窍般附于其他人物身上，经历到第一人称视角无法经历的事。以上这段引文出自小说的第十章，是这部小说“视角越界”最典型的部分。几天前，“我”——麦其土司的傻子二少爷——在行刑人的家里找到一件死刑犯穿过的紫红衣服，径自披在身上，从此疯傻更甚以往。在一天夜里，我把这件紫红衣服从窗外丢了下去，恰好被潜伏在官寨里的杀手多吉罗布捡到。正如“我”所说：“好多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眼前，但我都能看见。”读者可以想象，“我”化身这件衣服，贴在了杀手的身上。小说接下来的叙事完全脱离了第一人称，换作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把一个隐匿的杀手行刺的过程分毫不差地展现了出来。

要理解这段视角越界叙事，必须对整部小说有基本的了解。《尘埃落定》讲述了四川阿坝藏区土司制度的消亡。这里的土司在几百年前由清朝皇帝册封，属于当地的“土皇帝”。故事的开端应在抗日战争之前，结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阿坝地区的战斗。这场历史巨变本该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史诗小说形式展现，但作者阿来却采用了非同寻常的叙述方式。他创造了“土司的傻儿子”这个人物，赋予“我”超出地域和历史局限的、先知般的视觉，以亲历者的身份，以旁观者的超然态度，讲述土司制度逐渐式微、走向消亡的历史进程。

“我”是末代麦其土司和他的汉人太太所生，自幼被人当成傻子对待。其实“我”究竟傻不傻，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如果从对日常事物的一般认识的角度来看，“我”的确是个傻子。“我”经常说些傻话，做些旁人不理解的傻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对关乎土司制度命运的事物有着超凡的敏锐直觉。如种植鸦片还是粮食的问题，发动战争还是建立贸易的问题，“我”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仿佛游戏里的作弊者，对旁人无知无能的事物了如指掌，又仿佛一位先知，早就洞察了未来。“我”试图壮大麦其土司的力量，扩大麦其土司的影响力，但这一切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只是徒劳。最终，在藏地空前强大的麦其土司武装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下瞬间瓦解，颇有“蚍蜉撼大树”的荒谬感。“我”有个哥哥，是麦其土司和前任太太所生，是理所当然的土司继承者。但哥哥好大喜功，贪恋女色，麦其土司对他很不放心。此处自然涉及历史小说里的烂俗情节：嗣子之争。说《尘埃落定》里没有嗣子之争，显然是自欺欺人。但对小说这件事的叙述相当不可靠。这一方面因为叙事者本身是嗣子之争的参与者，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个傻子，他的叙述常常跳脱，产生视角越界。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内容，正是在这里，“我”的叙述出现了最长篇幅的跳脱。接下来，小说详细叙述刺杀的过程，多次提到这件“紫色衣服”。这件衣服是被土司处死的某人的衣服，它也有复仇的意愿。正是它推动杀手杀死了未来的麦其土司——“我”的哥哥。“我”在这段叙述中真的只是旁观者吗？“我”明知杀手潜伏在官寨里，要谋杀现任土司，或者也要谋杀下一任土司，却披上一件死人的紫色衣服，疯傻更甚往常。“我”是否也有谋杀土司取而代之的意愿呢？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在“我”带着漂亮妻子、无数金银财宝从边境贸易站回来时，群情激昂的民众想把“我”推举到土司的位置上，“我”却傻乎乎地错了了这个时机。这个问题仍有讨论的空间。

为何要跳出第一人称视角，切换到第三人称视角呢？当然是因为这件事对故事的整体非常重要。可以说，大少爷被杀，不仅是小说故事的转折点，也是“我”的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可以以傻子二少爷的身份藏在安全之处，只管经营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在此之后，“我”就注定要承担成为末代土司的责任，直面无情的历史规律。

《尘埃落定》里的视角越界当然不止此处，在许多段落里都可见到短暂的跳脱。甚至小说的开头就有一段：

侍女桑吉卓玛应声端着另一个铜盆走了进来。那盆牛奶给放到地上。母亲软软地叫道：“来呀，多多。”一条小狗从柜子下面咿咿唔唔地钻出来，先在地下翻一个跟头，对着主子摇摇尾巴，这才把头埋进了铜盆里边，盆里的牛奶噎得它几乎喘不过气来。土司太太很喜欢听见这种自己少少一点爱，就把人淹得透不过气来的声音。

此时，“我”正躺在床上。如果说侍女的进来，母亲的叫喊，甚至小狗的行动是我能够探出头所见、所听的，那母亲心里的喜欢，我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当然，此处可以用回顾性叙述来解释。“我”并非亲自经历或感受这些事，而是在事后进行回顾。但在这部小说里并不成立，因为叙述者“我”在小说的末尾即遭杀手刺杀而死去，小说标题“尘埃落定”正是此义。既然“我”并无回顾性叙述的可能，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这是作者有意安排“我”以某种幽灵的形式游荡于土司领地的时间和空间之外，以一个时而冷眼、时而悲悯的旁观者的视角展现这个悲剧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同名电视连续剧《尘埃落定》里，“我”并没有被杀，而是作为土司制度的见证者，在新中国获得新生，并一直活到了21世纪。据说，人物原型的确在建国后又活了很久，还加入了政治协商会议。但从审美的视角来看，如果让小说里的“我”也活这么久，就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悲剧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