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兆下的僭越：评乔治•巴塔耶《天空之蓝》

《天空之蓝》无疑是一部令人费解的小说，其混乱不安的时代背景和僭越禁忌的故事情节让读者如临深渊，不知自己正在窥视的是什么样的奥秘。

小说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从西班牙内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书中的人物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其行为举动呈现出异常的特质。作者藉此影射当时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剧变的茫然无措的精神困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巴塔耶曾发动知识分子对纳粹专制发起“反击”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支持阶级斗争。可以说，小说里的政治隐喻来源于作者自身在困境中的挣扎。

巴塔耶营造了一个高度真实性的世界，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咖啡馆、餐馆及旅店，还是真实发生的刺杀、暴动与革命，都将故事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也和当时主要的政治潮流有着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富有、傲慢的嘟蒂身穿万字旗长裙；难看、阴沉的拉扎尔经营一家共产主义报刊；天真、温柔的格泽妮生活优渥，同情工人阶级，是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读者。男主人公托普曼在这几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寓意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但如果把这部小说当成政治寓言或影射小说，却是舍本逐末。

这部小说深刻反映了巴塔耶的哲学思想，熟悉巴塔耶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出他的理论观点。“禁忌”与“僭越”是巴塔耶哲学的一组重要概念，人类社会将许多行为规定为禁忌，这些行为源自人类原始时代的“动物性”。在诸多禁忌中的最重要的一项是色情的禁忌。社会习惯乃至国家法律都将一男一女、一对一的性关系确立为唯一正确的性关系，而将其余一切的性行为都规定为禁忌，不容僭越。而深植于人类内在的动物性却使人类希望回归原始的自我，从而获得愉悦。禁忌和僭越形成了对立统一的矛盾，没有禁忌，僭越无法获得超越的愉悦；没有僭越，禁忌也就失去意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禁忌的约束力也相对稳定，使许多社会成员望而却步，不去触犯禁忌。而在社会动荡期间，禁忌的约束力减弱，很多原本循规蹈矩的人也就蠢蠢欲动。

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隐含的战争威胁是既存社会秩序崩溃的先兆，小说的主人公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种种僭越禁忌的举动。他有妻子，却厌恶和她同居，把她远远打发到英国去了。他喜欢充满魅力、富有性感、放荡不羁的嘟蒂，却在她面前展现出性无能。他不喜欢难看的拉扎尔，却仍旧不断和她约会，品尝她的妒嫉和愤恨。他对温柔纯真的格泽妮偏爱有加，却无法克制侮辱、欺凌她的愿望。当她看到格泽妮流泪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托普曼在战争阴霾下的种种举动——无论滥交、酗酒，还是投身革命，本质上都是对既有禁忌与界限的僭越。

拉扎尔和她的同志们掀起一场暴乱，格泽妮的男友在暴乱中被杀。格泽妮无法承受自责，陷入疯狂。托普曼投入嘟蒂的怀抱，试图以纵欲麻醉自己。他们乘坐火车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嘟蒂拥吻托普曼，并对他说着“我爱你”。看似幸福的结局却被嘟蒂的决然离开而打破，托普曼断定她无法生存下去，一定会自杀。托普曼回忆着嘟蒂双唇的滋味，痛苦地走出车站，看见一群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纳粹少年正在列队演奏，嘈杂的音乐声让他无法忍受。他意识到，他对革命的渴望背后，其实掺杂着种种个人情感与一时冲动。

巴塔耶没有对嘟蒂的自杀倾向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对书中人物的种种异常举动给出解释。《天空之蓝》不是一部可以轻松阅读的小说，它就像一道闪电，一声巨响，迫使读者接受书中的异常存在。究竟如何理解这本书？取决于每个读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