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亚洲》的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

俄罗斯作家、心理学家叶莲娜·图卢舍娃 （Елена Тулушева, 1986—）的短篇小说 《亚洲》 （Азия）发表于 2023 年第 9 期 《新世界》 （Новый мир）杂志，译文刊登于2025年第4期《世界文学》杂志。

这篇小说讲述了两个俄罗斯青年的旅行梦，从少年时代萌发去亚洲旅行的梦想开始，以梦想的彻底破灭结束。

1980年代，俄罗斯的两名中学生“我”和哥哥收到了来自美国青年史蒂芬寄来的信和礼物。史蒂芬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自己Gap Year（高中毕业和大学之间的休息期）的计划，先到欧洲旅行，然后是亚洲。“我”和哥哥大开眼界，并由此产生了属于他们的欧亚之旅的梦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了独立国家，一切都在经历混乱和重组。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和哥哥偷渡到英国，混迹于伦敦的地下酒吧和肮脏的贫民聚居区。他们努力打工赚钱，为亚洲梦想积攒资金，也攒下了一堆亚洲的剪贴画和照片。然而好景不长，哥哥突发脑肿瘤破裂，生命垂危。经过救治，哥哥的生命保住了，但康复之路却漫长而耗资巨大。为了救哥哥，“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我”的日常计划被工作和照料哥哥填满。“我”感到万念俱灰，开始在宗教里寻求慰藉。“我”频繁进入教堂祈祷，不论它属于哪个教派。为了感动上帝，“我”把亚洲旅行的梦想作为“祭品”献上，把剪贴画和照片全都投入了教堂的奉献箱。然而神迹并没有发生。两年后，由于逾期滞留，“我”和哥哥被驱逐出境，遣返回国。回到俄罗斯后，“我们”全家人都为哥哥的康复而努力，花了五年时间，最终成功使他康复，并且有了一份工作，能够自食其力。现在，“我”和哥哥都已经40多岁了。“因此，我的亚洲之旅一直未能成行。”

这篇小说的情节大致可划分为这样的结构：梦想的萌生—发展—转折—挣扎—破灭。这是小说显而易见的显性结构，就像所有的小说那样，它有着“起承转合”，有矛盾冲突。那么，小说里是否存在难以察觉却更加重要的隐性结构呢？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隐性结构。

信仰的崩溃与重建

在苏联这个奉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是极度边缘化的，但仍不乏其隐秘的信徒。小说里有一个细节，讲述了“我”的奶奶的宗教信仰。

“我们家只有奶奶偷偷地信教。在她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之前，我们每年都要到她那个小村子度过夏天。奶奶很少领我们去教堂，总是非常谨慎，因此上教堂的那些经历我一直记忆犹新。奶奶没有教我们信仰上帝，但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个什么人，具体在哪儿不知道，可以帮助你，如果你苦苦恳求他的话。至于说人们为什么要去教堂，为什么要祈祷那么长时间，除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外，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村民们祈祷时特别虔诚，一直深深地弯着腰。他们低低的祈祷声在教堂里回荡，也打动了我这个少先队员的心。”

“我”对实现梦想的渴望如此热烈，以至于误以为苏联解体竟是自己的“祈祷”引起的。由此可见，“我”早就已经在心中埋下了信仰的种子，只等合适的时机到来，便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和哥哥并未产生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是过着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普遍的“堕落”生活。转机发生在哥哥病重的那段时间里。“我”对现实感到绝望，便想起小时候奶奶带自己上教堂的事，想起村民们虔诚的祈祷。“我决定向上帝求助”，希望上帝能够救活哥哥。

“这个想法非常明确，牧师布道时也经常提到，那就是上帝需要我做一件更大的事。只读 《圣经》，只在长凳旁祈祷显然不够。于是，我决定向上帝献上祭品，就像 《圣经》 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因为读 《圣经》, 我的英语进步很快），你要向上帝贡献点什么，你要自愿让自己失去点什么。可是我，一个俄罗斯穷小子，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他的呢？我甚至连一支小小的蜡烛都买不起。我只有一个重要而宝贵的东西可以奉献给他……那就是我的梦想。用梦想换取亲人的生命也许不是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梦想上了。

“我就这样把梦想奉献给了上帝，承诺永远不去亚洲。我觉得此后一切都该开始顺遂了，这样魔幻的想法破壳而出顺理成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哥哥的重病不但是“我”的生活危机，也同样是“我”的信仰危机。“我”用自己的经验判断，上帝想要让“我”做出牺牲。“我”把去亚洲旅行的梦想奉献给了上帝，以为这样做了，上帝就会让哥哥顺利康复，但事情并未尽如人意。然而，上帝真的不听“我”的祈祷吗？又或者他只是让事情缓慢地发生？在回到俄罗斯后，“我”和家人不断努力，终于使哥哥康复成功，能够自食其力，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对于此，“我”的看法是什么呢？作者并没有描写，但显然在“我”的心中，信仰的意味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显性结构下，这篇小说还存在一个隐性结构：信仰的萌生—发展—转折—重建。在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动荡里，人们的信仰也遭受着重大冲击。在主人公的亚洲梦想里叙述结构里，还隐藏着他们的信仰旅程。

家庭的分裂与重聚

在政治动荡里，与信仰一样，人们的家庭生活也遭遇了重大危机。父母的权威荡然无存，青少年们不受约束地过着自由放荡的生活。“我”和哥哥离开俄罗斯，辗转来到英国，就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年轻人兴致勃勃，踏上追梦之路，却把父母留在了残破的祖国。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开头，作者就提醒我们，“我”和哥哥并非只想去亚洲旅游，而是要在那里定居，“在亚洲的村寨中安度余生。”

这就意味着，“我”和哥哥的梦想中隐藏着和父母永远分离的残酷愿望。对于儿子们的这种愿望，“我”的父母有怎样的看法呢？作者并未告诉我们。但依常理来看，父母们不大可能感到欣喜。

让我们用“我”的父母的视角来重读这个故事。我们儿子们想要去亚洲旅行，并在那里定居，永远不再回来。祖国解体，政局剧变，社会上的一切都在失控、失序。我们的话又能对儿子们产生什么作用呢？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跑到西欧去了，我们也无法阻止。我们日夜期盼儿子们能够回家，但得到的却是大儿子突发重病的噩耗。他捡回了一条命，但陷入昏迷，康复遥遥无期。我们不断申请去英国帮助儿子们，签证却总是被拒。几年后，儿子们由于逾期滞留，被遣返回国。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个好消息。儿子们回来了，虽然大儿子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但总比远隔千里之外要好吧？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为大儿子做康复治疗。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感谢上帝，他终于康复了！现在，我们已经老了，儿子们也不再提起去欧洲的旅行。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家庭总算安稳了下来。

如此，当我们转换视角后，发现小说还隐藏着另一个隐性结构：家庭的分裂—重聚。

结语

这篇小说本身已足够优秀（选入《世界文学》杂志的作品都是精品），但当我们把握作品细节，深入思考文本结构时，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阅读乐趣。也许有人会问：“作者真的想到这么多吗？”我们可以说，作者继承了契诃夫、海明威等大师的遗产，深谙各种复杂的叙述结构，他们完全有可能想到这么多。另外，作者想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已经极具魅力，具有多层次的阅读价值和美学体验。